从2016 年至今，国家不断加大对课外培训行业的规范整顿力度，相关整顿政策频出。到了今年的两会，也出现了更多关于“教育减负”与“校外培训机构整治”的提案。最近半年，整顿力度更是越来越大：

今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要完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6月15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职责也一并明确，这是教育部首次成立司级机构负责教培机构监管工作，产业监管工作明显升级。

一、重拳惩戒的信号：教育“减负”，已是攸关教育发展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诸多迹象表明，这轮针对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整顿力度堪称史上最严，从中央到地方都显示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决心。

教育减负问题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不断被提及，到了2018年，国家层面更是不断出台、发布与“减负”相关的文件、政策、讲话。主要围绕培训机构中开展的学科类培训超纲、超前的问题，斩断义务教育阶段通过培训班变相择校的通道，从课堂上、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规定基础教育竞赛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高考全面取消如学科竞赛、省优秀学生、体育特长等各类加分项目等等。

2018年全国两会中，教育部长陈宝生也对教育减负作了解读：“我们讲的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负担’。在这个以内的，我们把它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应当把它区分一下。”

换言之，“减负”不等于“放任不管”、也不等于“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而是要保护孩子身心全面健康，促进其在修养性格、身体健康和知识文化等多方面的成长。

显然，想要真正做到“减负”，还需要与教育相关的各领域的统筹安排，共同助力，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事实上，本次针对校外辅导机构的整顿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国家希望加大“教育减负”的力度，以及迫切希望通过“教育减负”，解决基础的社会综合教育成本与效率问题、教育资源与教育公平问题、有限教育资源和产业分工下的人才分层教育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的人口战略下，甚至还包括因“过度竞争”使家庭教育负担过重而产生的“不敢生、不愿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设立，首先肯定了校外教育的存在有其市场合理性

本轮针对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整顿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教育部宣布设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很多人将之理解为“校外培训”甚至校外教育的“冬天来了”，其实大可不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设立，恰恰说明主管部门并非要取缔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而是加以引导、监管、规范。事实上，良好、有益的校外教育不仅能够提升学习效率，也能解决很多校内教育无法解决的问题，本身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1、学生、家长的需求多样，单靠校内教育无法满足

一直以来，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根本原因是单靠校内教育无法解决所有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个体学习需求在学校得不到满足。首先，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不同县区、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不同老师他们的素质和能力都不均衡，不可能给孩子提供均衡的教育服务。再者，不同孩子天性、后天环境、自带的学习习惯等相差很大，均衡的教育服务也不会产生均衡的结果。第三，不同的家庭对孩子的期望不同，所需要的教育服务也是千差万别，均衡的教育无法满足所有家长的需求。最后，社会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均衡教育也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多样性。

2、课外教育协同校内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普遍现象

世界各国的课外辅导机构越来越多，辅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调查显示：就数学科目而言，日本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比例为69.8%，韩国为66%，就连教育资源极为发达的欧美国家，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比例也不少，其中芬兰47.4%、英国41.7%、丹麦40.9%、瑞典39.6%、法国35.6%、美国29.7%。

毕竟科技发展快，新的知识、技能层出不穷，而这些培训机构相对灵活、应变，紧跟市场，能够满足很多青少年和成人的知识、技能需求。一些国家的补习班每年收入甚至超过百亿美元。

三、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设立，说明资本助推下的乱象丛生严重削弱减负实效

2018年，苏州消保委进行了校外培训机构消费调查，数据显示，对于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有37%的家长认为系不良行为。

1、从提前、超纲到“焦虑”、“内卷”，校内“减负”不敌校外“增负”

除了家长教育认知的改变外，教培机构也在引导和加剧家长的教育焦虑。近年来，在资本的大举催化下，不少教培机构甚至打出“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他们班好多孩子都在我们这里补课，你孩子不来，能考过同班同学吗？”等等广告语，一边是资本的狂欢、一边是家长不断增长的负担和焦虑。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今生育意愿低的问题，很多家长会觉得“生的起，养不起”。

此次整顿不仅是对疯狂生长的教培行业行为的规范，更是对日益加剧的教育焦虑和教育内卷化的处理。教育是每一个家庭最关心的事情，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家长对课外辅导的态度从“可上可不上”，发展到“别人上我也要上”，再到“别人不上我也要上”的境地。

2、校外培训机构急需找回丢失的“做好校内教育有益补充” 的本分

此外，教培机构的低效甚至负效也是此次治理的重要原因。苏州消保委校外培训机构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家长对课外辅导的满意度仅为25%，将近75%的家长对培训结果不满意。家长花高价报校外辅导班、结果孩子学习完全没有提升等等报道也屡见不鲜。家长对培训结果的各种不满意，说明当前鱼龙混杂的教培市场，既没有帮助学生解决实际的学习问题，也没有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提升综合能力。

新政出台，不仅是规范教培行业，更是强化整个校外教培市场的优胜劣汰：既要响应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既要让学生减负、又要让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很好发展的号召，切实满足“双减”目标，更要规范化发展，为学生和家长带来确实有益的市场价值。重拳之下，校外教培机构只有同时满足这两点，才有可能获得新一轮提升自我的发展机遇。

四、课后服务不在减负治理之列：课后服务本身符合减负的大政方针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仅名称而言定位就十分精准：主要针对和重点治理校外培训领域的各种虚假宣传、引导攀比、制造焦虑、甚至以圈钱为目的等各种乱象，希望切实做到校内校外协同“减负”。

1、课后服务作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真正做到为家庭教育减负

近些年发展起来的课后托管、作业班、课外素质教育、研学教育等，作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和满足家长实际需求的教育服务，并不在监管之列。学生课后托管虽也属于教育领域，但与以升学、提分、提前教学为主的校外培训有着本质的区别，托管类的服务属性更强，以满足家长刚需为基础，可以说是民生工程，在助力校内教育解决孩子学业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家长及时接送、晚间作业辅导等诸多负担。

虽然教育部2017年有过文件通知，支持推行校内托管、延时服务，但在目前看来，各地的教育部门以及学校仍在探索当中，家长对校内托管、延时服务的质量认可度不高，不少家长还是更愿意将孩子送到校外课后托管教育机构，这也说明了校外课后托管教育机构的存在仍然很有必要。

校外课后托管从最开始的“小饭桌”、“托管班”，再到后来的“安亲班”、“托育班”、“托教班”、“社区班”、“作业班”，经过市场的不断探索发展，目前中高端学生课后托管服务机构已在模式探索上获得相对成熟的经验。比如祝博士的“拳头产品”《三好班》，就是全面融合常规晚辅、知识点巩固提升、素质课程的课后托管课程产品。

2、服务市场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是校外服务做好校内有益补充的根本和趋势

由于班级和学科教师的水平及经验不同，学生的基础程度、学习能力不同，家庭教育程度不同，因此在同一的教学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造成孩子校内教育必然的差距。好的校外服务就是能够深度系统地培养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的学习习惯、训练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解决家庭作业辅导难的问题，有效地帮助孩子夯实校内所学知识。祝博士的《三好班》，不仅解决了孩子学习动力、学习能力、学习习惯的问题，还能从根本上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这样的课后服务，就是真正做好“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这一角色。

笔者相信，如祝博士这样的优质校外课后托管机构，必将在新一轮发展中抓住有利趋势，将“经验”变现为“规模”，从而引领整个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品质”和“实力”说话的如今，不规范的小机构因为缺乏稳定师资和资源整合能力，已无力参与大规模角逐，新一轮竞争必然是品牌与品牌、模式与模式之间的竞争。